在瘟疫肆虐的年頭，想談談犧牲的課題。
犧牲，總伴隨著選擇。選擇一個選項，就必然會抹煞其他選項的可能性。不過在肺炎降臨下，犧牲某些選項並不是由個體能自主地操控，而關鍵在於外在環境。舉個簡單的例子，當疫症加劇，政府便會實施更嚴格的限制，從而減低瘟疫傳播的風險。
於是這便衍生了公權力會否過大的問題，而這問題的核心是拷問究竟自己的犧牲是否值得。當然，從純粹公共政策的角度而言，政府要推行這類緊急政策必然需要衡量不同因素，亦不能藉故充權，在瘟疫散去的時候依然嚴格控制人身自由。然而，衡量一個問題並不只由一個角度切入。即使政策完全合乎相稱性原則，又似乎並不等於值得。
法國哲學家南希就把犧牲與群體作連結，指沒有犧牲，就再沒有群體可言。正正因為有人犧牲，才令整個群體有苦難的印記。既然瘟疫避不開，便只有一同經歷，一同失去某些選項與自由，群體才有事可記，亦只有這樣大家才願意為彼此謀福祉。否則當群體只有快樂的回憶，群體的必要就不復存在，皆因快樂本質上不具依賴性，而只有苦難才解釋到一個個體需要其他人，同時突顯群體之後的昌盛得來不易。以上便解釋到為什麼此刻的犧牲是值得：大家一同以片刻的自由作祭品，換取群體的再鞏固，及新一段共同經歷。
犧牲與想像，是無法切割的命運共同體。的確，犧牲了可能性，是不能實現自己的想像，例如隔離的時間可以用作運動丶讀書；但轉個方向想，犧牲是未來想像的契機，以現在換取未來，也許才真正是犧牲的意義。
文：Thomas
圖：Lo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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